1.
早期的阅读经验会对文学品味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第一个迫使我把文学当做一件严肃之事对待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之前我只读通俗作品并且排斥诗歌，视文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焦虑症的解药。尽管我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未曾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但在塑造我的阅读偏好方面，来自陀氏的影响仍然很可能远远大过任何其他作家。对于戏剧性效果的偏爱，对于爱欲与死亡、存在与虚无、上帝与救赎这些宏大主题的偏好，以及对于作品本身的意义的执着，我所拥有的这些傲慢与偏见，都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只有一个例外。认为作品的文学性更多的关乎形式而非内容（或者说脱离形式而谈论内容本身就缺乏意义），存在于巧妙的隐喻、反讽、转喻和象征以及叙述者高超的叙述技巧之中，这不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激发的阅读渴望指向尼采、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也指向萨特、加缪甚至是米兰·昆德拉，但并不指向文学本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曾把文学作品当做文学来读，而是怀着某种天真的柏拉图主义的想法，视之为某种来自理念世界的启示。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事实上发生在我的大学一年级，启蒙读物包括一首诗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诗歌是T.S 艾略特的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小说就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2.
乔伊斯在1904到1907这几年间创作了《都柏林人》中的15个故事，其中最早的《姐妹们》写于1904年，最晚的《死者》作于1907年，但由于作家与出版商之间关于小说内容的种种纠纷，小说集直到1914年才得以出版。尽管乔伊斯在写作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时并没有创作一个短篇集的打算，他在写作时却发现了探索都柏林这座城市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关于都柏林这座城市的种种也成为了他此后的写作中一再复现的母题。
《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亦即“童年”部分的最后一个故事。叙述者“我”，一个青春期的男孩，暗恋着邻居家的女孩（小说里没有讲名字，而只说是Morgen’s sister），女孩请“我”代她去一趟名叫阿拉比的集市，“我”最终在集市即将散场之时到达，在空荡的大厅里望着集市里灯火熄灭，却在同时意识到了自己可笑的虚荣，一切归于幻灭。
我第一次读过这个故事，在笔记本上抄下了两个句子。
一处是“我”对Morgen’s sister的爱慕：
But my body was like a harp and her words and gestures were like fingers running upon the wires.
另一处是结尾的幻灭：
Gazing up into the darkness I saw myself driven and derided by vanity; and my eyes burned with anguish and anger.
我一遍一遍地朗读和背诵这些句子，后来我也曾背过《死者》的结尾一段，只是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引发我内心最深处的共鸣的东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阿拉比》带给我的感动源于其中细腻的少年情愫。小说的一半篇幅都用来描绘“我”对Morgen的姐姐的倾慕，讲述“我”如何在房间里透过窗户观察她的身影，如何在每个上学的早晨悄悄地等待她从家里出发，然后跟在她的身后,直到一个分道扬镳的巷口，加快步伐从她的身旁经过，以及在“我”终于有机会与她说话时，在路灯下观察她手腕上来回晃动的银镯子和白色脖颈的优美曲线。我猜想这大概是所有青春期的男生都经历过的事，青春荷尔蒙的初次绽放，朦胧的爱慕，尚未被社会化的性。与所有庸俗的青春小说不同，乔伊斯不曾赋予这种性的觉醒过多的意义，“我”的渴慕像不切实际的春水，在结尾处那个启示性的时刻化成易碎的泡沫。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阿拉比》结尾处那个启示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在那一刻的epiphany中，破灭的不只是“我”的性幻想，还有更多更深埋在“我”心里的东西。正如《阿拉比》在《都柏林人》这个集子中所处的位置所暗示的那样，这个时刻意味着”童年”的终结，意味着某种当时的“我”也许尚未完全清楚的与过去的决裂，坚定、决绝、不可撤销。
小说的开头，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绘“我”居住的房子和街道。“我”与叔叔婶婶住在一起，房子的上一任主人是个死去的牧师，叙述者“我”还特意提到了牧师去世时所在的那个房间：
“The former tenant of our house, a priest, had died in the back drawingroom. Air, musty from having been long enclosed, hung in all the rooms, and the waste room behind the kichten was littered with useless papers…”
这个房间此后又出现了一次，发生在“我”再不能遏制自己汹涌的爱慕之情时：
“One evening I went into the back drawing-roon in which the priest died. It was a dark rainy evening and there was no sound in the house. Through one if the broken panes I heard the rain impinge upon the earth, the fine incessant needles of water playing in the sodden beds. Some distant lamp or lighted window gleamed below me. I was thankful that I could see so little. All my senses seemed to desire to veil themselves and, feeling that I was about to slip from them, I pressed the palms of my hands together until they trembled, murmuring:’O love! O love!’ many times.”
这是小说中精彩的一段，在静悄悄的黑夜里听窗外的雨滴拍打地面，远处的街灯变得恍惚，在朦胧的水汽中发出微弱的亮光，“我”把自己交付于黑夜的寂静，视觉被剥夺，听觉却变的敏锐，而内心深处的纠结和躁动奔流如狂暴的大河，“我”的手因为兴奋止不住颤抖。
乔伊斯本人在青年时期产生过一阵宗教狂热，但不久就与天主教信仰（非公开的）决裂，并在后来把爱尔兰的贫穷与落后归咎于天主教，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也经历了性方面的觉醒，在与一个妓女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开始越加频繁的寻花问柳。
而这里的“我”在死去牧师的房间里不断地重复诉说着自己的渴慕，有如一次真实的告解。宗教责任感与力比多如同两条方向相反的河流，当它们碰撞时，泪水便充满“我”的眼眶：
“Her image accompanied me even in places the most hostile to romance…My eyes are often full of tears (I could not tell why) and at times a flood from my heart seemed to pour itself into my bosom.”
在喧闹的集市上，在喝醉的男人与讨价还价的女人和吵嚷的商贩中间，“我”幻想自己拿着圣餐杯穿过人群，而嘴里却念着她的名字：
“I imagined that I bore my chalice safely through a throng of foes. Her name sprang to my lips at moments in strange prayers and praises which I myself did not understand.”
此时的“我”从人潮中柔顺的穿行，仿佛摩西分开红海，前往某个应许之地。在小说的前半段，这个应许之地只是模模糊糊的与Morgen’s sister相关，而在后半段，在我接受了她代其前往阿拉比市集的请求后，阿拉比这个满含着异国情调的东方名字就成了应许之地的化身。
当我乘车穿过夜晚的城市，到达阿拉比市集之后，在空旷的集市大厅里，大部分货摊都已打烊，只有一个货架的英国口音的女售货员在与两个年轻男子调情。“我”深知一切都已是徒劳，徒劳的伪装出自己对货架上的东西的兴趣，徒劳的等待市集的结束。
最后是epiphany的降临，在灯光完全熄灭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可笑的虚荣，我的眼睛因痛苦和愤怒而灼烧：“Gazing up into the darkness, I saw myself as a creature driven and derided by vanity, and my eyes burned with anguish and anger.”
尽管在《阿拉比》中乔伊斯没有直说，《都柏林人》中贯穿始终的有关这座城市的绝望也渗透到了这个这个短故事的每一个毛孔。这种氛围有一点像是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弥散在城市的街道、钟楼、剧院和每一户人家里，有如十月里夜晚的雾气，久久不肯散去。在“我”乘列车前往阿拉比市集的途中，乔伊斯笔下的“我”并不兴奋，只是一直望着车窗外城市的灯火和街道，城市的衰朽和破败尽收眼底。我想，那个启示性的时刻在此已经埋下伏笔，此时的“我”一定已经隐约知道阿拉比并非那块应许之地，而这趟旅程终究会成为徒劳。
3.
乔伊斯选择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故事，却不是用当事少年的口吻。叙述者冷静而克制，不事夸张，也不感伤，仿佛是旁观者，有意与故事中的“我”拉开距离。我们不知道作为叙述者的“我”为什么如此关注仍是故事主角时的“我”的这一段经历，我们只能猜测，许多年后讲述着这个故事的“我”，在故事结束的那个启示时刻里看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导致其人生发生了不可逆转变化的东西。
乔伊斯1904年离开爱尔兰，此后一直辗转在海外。在乔伊斯的人生选择中，这次自我放逐的经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几乎所有乔伊斯的创作都与爱尔兰密切相关，但这些创作却注定要出自这样一位主动弃绝故土的流亡者之手，这并不讽刺，而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最痛苦也最心甘情愿的抉择。
如此，在《阿拉比》的结尾处，我们实际上知道，这个启示性的瞬间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并不重要，这个启示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童年的终结。真实世界里的这种觉醒可能需要一个漫长而模糊的过程，其具体的起点不为人知。但这里的叙述者做了这样一种尝试：他站在时间之河的下游回望童年，试图抓住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并赋予其最高的重要性，于是他可以宣称，在这个时刻他与过去决裂，与他的城市分开（虽然肉体上的分离可能发生在很久以后），他在弃绝中收获了自由，从这一刻起，他将独自面对冰冷的世界，在无情的生活之流中独自挣扎。
4.
我有两次试图在我有限的回忆里抓取一个断片，并赋予其类似于epiphany的意义。这两次尝试都发生在读过《都柏林人》之后，即是我生命里第一次长久的离家去读大学之后。我不知道这种离开故土的经验对于这种想法的产生有多大的助力，但外省青年式的焦虑感是真切的，远离故土的无助感并未化作思乡的原材料，反而加深了对故乡的厌弃，因为自己身上带有故乡经验而羞愧，由此把自己身上沾染的一切自以为可恨之物归咎于故乡。这种”small town embarrassment”如同一个古代的幽灵，潜伏在每一个角落，并在每一次笨拙的课堂展示，每一次在英文中遇到并不冷僻的生词之时迸发出来。这种情绪造成了长时间的困扰，甚至Johnno这个英文名字也由此而来（出自同名的澳大利亚小说）。
我的出生地是山东的一个小县城，曾经辉煌的工业早已衰落，而新的产业却未见成长，只有餐饮业始终火爆，其他娱乐业似乎也还兴旺，有一两家书店，以卖教辅材料和儿童读物为志业，高中毕业那年在里面见到一本扎迪史密斯的《白牙》，三年过去，寒假回家时仍然摆在架上。这座小城拒信有上溯至周代的漫长历史，还有元代官道的残砖片瓦，有德国占领胶东时在山东境内修的铁路和日本占领期间挖煤留下的痕迹。但人们并不关心这些，比起这些，吃吃喝喝才是头等大事，无论寒暑，也无论经济是不是景气，大大小小的餐馆常常爆满，蔚为奇观。
大概笼在一种绝望的氛围中，人们就会像食物寻求慰藉，这一点在我的大学里也是如此。我总觉得在这校园里的学生总是对食物有一种奇怪的热情，对食堂的新品趋之若鹜，即使早就明白食堂菜的味道不会太好。
暑假里参加一个读书会的活动，结束时大家分组，每个人抽一些关于生活经历等等的问题来答，意在让小组里的人们相互了解。我抽到一个问题，大意是问生活中一个印象深刻的瞬间。这时我回想自己的生活，试图抓住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与故乡完成了（精神上的）分离。
每年元旦之前，高中里的每个班级都开元旦晚会，大家闹作一团，把平日里的压抑情绪释放一些，来年好继续忍受学校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活动，不单单是因为我不会表演节目，也是因为我不爱起哄，更不喜欢他们把教室弄成KTV似的模样，仿佛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最自然的娱乐。这样的布置暗示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从教室到KTV，中间再加一个餐馆，大概这就足以描绘其中大部分人的理想人生了。
在最吵闹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逃了出来。十二月的风干涩且冷，但在这一晚却使人清醒。在400米跑道围起的操场旁边，我们登上一座水泥看台。我不喜欢这建筑，在每个周一的早晨，校长或是别的什么老师在这里讲话，军训结束时大家在烈阳下晒得恍惚，校长拖着长腔的声音在灼热的空气里振动，让人疑心会有回音。
只有这天晚上，这座突兀的东西在夜色里隐匿它的身形，并不像往常那样令人生厌。我们爬到最高处，夜风呼啸，月亮大而冷峻，星辰因此隐没，教室那边红色的灯火（用红色的纸罩在灯管上得到的）让我想到黑夜里无人的街上“按摩店”里的那种灯光，喧闹声偶尔传来。同学带了一支口琴，我告诉他《荒城之月》的调子，口琴声洒在月光里。他教我吹口琴，但我吹不成调子，声音断断续续的碎成许多断片。
回到教室里时，晚会已近终结，窗外的风声变大，据预报似要降雪，我把脸贴在窗上，想看到雪花。我的脸冻得通红，双手止不住颤抖。
ONE MILLION BRIGHT AMBASSAD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