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四30周年

一位年长我10岁左右的学姐曾经告诉我，她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出国之后，往往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各种关于六四的记录。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关心六四。我不知道这个论断的可靠性如何，但以我的个人体验，对于六四的态度，代际差异确实是存在的。

广场上的那些学生是我父母的同龄人，30年过去，时移世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怎样面对现在的中国呢？我没有答案。上大学前，妈妈叮嘱我要小心，不要参与学生运动。30年前的事情显然并没有被她遗忘，她还记得当时本地的大学生们坐火车去北京支持天安门前集会的学生，还记得六四之后几年国家对大学和大学生的政策收紧。她们也许没有亲历天安门，但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六四的亲历者。或许可以说，六四是八十年代的挽歌，不是日历上的八十年代，而是那个真正的八十年代，而父母辈的人在她们人生最重要的十年经历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巨变，无论她们自己是否自觉，六四或者说六四所标志的一个十年的终结都已成为了她们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

对于生于九十年代中期的我而言，八十年代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六四作为一个十年终结的意义是稀薄的。我所生长的世界从来如此，想象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是困难的，而且也不见得很有意义。六四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了一切我们被禁止在互联网上讨论的东西，与其说我们对六四的好奇是源于六四本身，不如说这种好奇是源于禁忌与反叛，六四是所有禁忌中最具代表性的，因而对这一禁忌的探索也能带来最大的快感。

我不知道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的人们会怎么看待六四。广场上的人们会被忘记吗？或者人们会在广场上立一块纪念碑，比我更年轻的人会在纪念碑前驻足，像今天的所有游客一样，在纪念碑前拍照，然后发到社交网站，宣布到此一游，而他们的朋友会在照片下点赞，就像今天的我们。